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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解释选择问题，是关于如何对民法学范畴内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结论进行理解和表达的问题。其既不同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本身，也不同于法律解释学。将解释选择作为一种独立问题类型的思维方式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运用，但其分析方法却未得到应有关注。对解释选择问题的分析须从识别对象、理解对象以及对理解的表达三个环节依次展开，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存在分歧，均可能导致最终结论的差异。建构民法解释选择问题的分析框架，一方...
雅科布斯试图借助系统论重构刑法责任概念，认为刑法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规范性期待”，行为是“可避免的结果实现”，刑法责任是一个与自由意志不相关的范畴，是“缺乏遵守规范的主导动机”。但系统论社会学不适合作为刑法的奠基性理论。因为刑法不能只从外部观察，还要从内部回答关于刑法规范合理性的问题。坚持责任原则首先要确立独立的责任内容，而不能将责任和预防循环论证式地相互替代。罗克辛将体系性概念责任通过引入预防的...
我国逮捕实践中存在的批捕率高、羁押量大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审查逮捕模式所致。审查逮捕作为一种司法性质的职能，不但应由司法机关行使，更应以司法化的方式行使。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批捕存在理论与制度上的正当性。基于此，改革的关键在于将检察机关所进行的封闭式、行政化的逮捕审查引导至诉讼化轨道，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为辩护权的行使架设平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正在推进的审查逮捕...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现行规定仍然存在法律空白，应当通过建构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予以填补。应以行政职权为中心，规定由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形成要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主张不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妨碍要件、职权消灭要件、职权排除要件应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该基本规则具有普适性、明确性和确定性，可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提供稳定预期，也可填补现行制度未规定行政相对人负客观证明责任若干...
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信息社会所面临的冲击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审判实践中，对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妨害业务的行为大多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性，少数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经营罪处理。但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使用物理上的有形力毁坏生产资料的侵犯财产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行为手段有严格且明确的限定；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则存在确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在使用前述实行行为之外的其他手段妨害他人正常进行的业务时...
由于各国对同一术语的理解不一，民商合一的参与者及其结合方式各国不同，1942年通过《意大利民法典》实现的民商合一实际上是民法与包括传统商法、劳动法和某些经济法的新商法的合一，其中，新商法是施动者，民法是受动者。这种意大利式的民商合一奠基于意大利长期的民商合一理论传统，并以职团主义为基础。这样的民商合一导致了民法的公法化、商法的经济法化。尽管法西斯政权已覆灭，这样的民商合一体制却被保留下来，其中的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作为民事执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执行救济制度也从无到有得以逐步完善。但由于我国民事执行的制度建构是在民事执行实践中不断摸索方逐渐形成，基于实践和观念上的局限，执行救济制度的现实状态与更有效地解决执行乱、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想目标，尚有一定距离。要进一步完善民事救济制度，就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系统地考察研究民事救济制度体系的基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律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发现，个人与组织的国家安全法律义务在性质上属于消极性、防御性义务，即当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形时，应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二战之后的特殊国际格局则使澳大利亚的情报活动与情报法律带有明显的攻击性特点。而澳大利亚宪法的特殊性又使其情报配合法律义务既包括消极性、防御性义务，也包括积极性、攻击性义务。因此，澳大利亚对于我国国家安全法律的一般性、原则性规定存在着自身的因...
《TRIPs协定》第73条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安全例外进行了规定。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下， 《TRIPs协定》第73条并无太大的适用空间。但随着国家安全范畴的扩大，对《TRIPs协定》第73条的 理解也需进行调整。对于国家安全例外，《TRIPs协定》从一般原则到具体制度均有适用的空间。“ 卡塔尔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就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关系问题的激烈讨论，其中就包括安全例外条款的 援引问题，还涉及到是否适用...
公司决议诉讼根据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股东之外的人员因自身权利受到公司决议的影响在拥有确认利益的前提下提起的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或无效的诉讼，其属于普通的确认之诉，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范；另一类是股东提起的旨在客观监督公司决议的不成立、无效或撤销之诉(“共益型诉讼”)，由于这类诉讼追求的诉讼目的相同，因此应当承认它们的诉讼请求实质相同，也即针对同一决议基于相同事实提起的决议不成立、无效和撤销之...
行政法学理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解释，与2009年之前相比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学说。对“程序轻微违法”的解释则主要通过整理判例列出若干情形，但未作类型化处理和一般化判断规则的提炼。结合过去十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我们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未能发展成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不断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2014年...
我国刑法学是随着1979年刑法的颁布而重建的，迄今已经40年。在过去的40年中，我国刑法学经历了由注释刑法学到刑法哲学，再演进为刑法教义学这三个阶段。注释刑法学采用解释方法对刑法条文进行阐述，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初，对刑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学理指导，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我国刑法学恢复初期的知识形态。注释刑法学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哲学成为我国刑法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刑法哲学采用哲理...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呈现对价属性。服务换取信息的对价化交易模式以个人对信息享有权利主体地位为前提，现行民事规范对此却界定不清。否认个人信息的私权属性或仅承认主体具有防御权能的观点，折射出对主体信息自决和客观交易现实的误解与漠视。考虑到个人信息的人格法益属性，应建构以信息自决为核心内容的主体权利制度，承认主体享有积极利用权能，并采用可撤回之同意作为行权模式。
法律融合”的背景下，数个法领域很可能对同一行为做出了调整与规制，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允许违法的判断“和而不同”。违法判断相对性的立论依据在于，刑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从属于民法、行政法，因而也不能以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作为刑事违法判断的当然前提。法秩序的统一不是违法概念的形式统一，而是各法领域目的的统一。针对“刑民交错”“刑行衔接”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抛弃“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转用法律竞合和法律冲突的思...
复议机关因维持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与原行政机关成为共同被告，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新规定，意在“倒逼”复议机关依法积极、负责地开展复议工作。但这只考虑了复议机关做“被告”的价值功能，没有反映出复议机关做“共同被告”的价值功能。复议机关在做共同被告时既是被告也是共同被告，故其制度设计要能兼顾两种价值功能。不同类型共同被告的价值功能各有重点：因同一行政行为产生的共同被告，其价值功能主要在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