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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观世界之变,察时代大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北藏椁出土青铜编钟一套,包括14件钮钟和10件甬钟。部分甬钟上刻有“东道”“西道”铭文,当是指向《尚书大传》等史籍所载的“天子左五钟,右五钟”之制。刘贺墓随葬乐悬乃汉儒取诸先秦古礼与秦仪,以金石之器多面环绕合阴阳动静学说,对天子乐悬之制进行重组与构建的结果。刘贺历经昌邑王、汉废帝、平民和海昏侯的身份转换,曾经使用过皇帝等级的乐悬。
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中国史家热衷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制度进行考释,累世积淀,成为史学的一种厚重传统。
税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解放战争时期,为保障战时财政供给,东北解放区成立税务机关,废除剥削税制,在充分考虑民力及扶持商农的基础上重建税收结构,制定税收制度和规则,且在实践中根据战争形势和解放区不断扩大的实际不断调整使之趋向完善。在此基础上其税收体制逐步确立。税务干部是人事制度的重要构成,同时又是税务政策及制度的直接践行者,干系稽征成效及民主政府与群众关系,所以税务干部的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在东北解放区...
顾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郡县》中说:“《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
省级政治制度是联通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为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国家治道的内在理路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
西周至秦汉直诉机构的演变     西周  秦汉  直诉机构       2024/1/31
中国古代直诉机构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的变化,体现出君主权力的逐步强化。西周的司法审级制尚未成型,《周礼》“肺石”“路鼓”作为“越诉”的一种形式,尚不能代表当时的直诉制度。金文中周臣可进行司法复审,周王可直接受理他人诉讼,这应是《周礼》“肺石”“路鼓”说的来源。随着战国君主专制的发展,代表君权意志的宫门“路鼓”整合了外朝“肺石”的功能,成为吏民“直诉”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水权制度进一步完善,水册制、定额制和水租制产生并推广运用于水权配置。水权的核心不是人对水的控制,而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水权制度的演进对明清基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深化及跨区域村落的整合。
在行政审判机构的立法定位背后,民初平政院深层次的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值得挖掘。考诸史事,民初平政院由辛亥元勋宋教仁“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并“参酌中国古今官制”而命名和倡设,盖意在取法“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之古意而彰显共和宪制之精神。宋教仁殁后,政治强人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力排众议设置平政院并为之做政治背书和执行保障,呈现出借由平政院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许。
村财政浪费一直是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难题,能否治理好村财政,牵涉到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其思路是将村经费开支纳入地方粮款范畴,由县、区政府统一管理。太行区第五专署的事例表明,这套制度在各县得到了较好执行,根据地的村财政开支水平由此明显降低。新出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该制度在基层运转较好,村级经费征收与开支多符合规定,村级账簿体系也建立起来。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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